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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域则大不相同,制造的成本只占营业额的很小一部分而研发成本占大多数。对微软和甲骨文来讲,制造一份软件拷贝的成本和一百万份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这两家软件公司的毛利润率高达80%以上。即使是以硬件销售为主的思科公司和英特尔公司,毛利润率也高达60%和50%。而在传统行业的通用汽车公司GM,2007年的毛利润率不到10%,就连世界上效益最好的丰田公司也不过15%左右。如果单看毛利率,科技公司的利润率可以用“惊人的暴利”来形容了。但是,科技公司的产品研发成本摊到每个产品上并不低。如果能扩大一倍的市场,就能将这部分主要的成本降一半。这时候一个科技公司并不需要更多的雇员,效率依然保持不变,总的利润率就上去了。美国是一个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的国度。二战后,尤其是六十年代后,一些愿意以高风险换取高回报的投资人发明了一种非常规的投资方式—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Investment,orVC),在中国又简称风投。风险投资和以往需要有抵押的贷款有本质上的不同之处。风险投资不需要抵押,也不需要偿还。如果投资成功,风投资本家将获得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如果不成功,钱就打水漂了。对创业者来讲,使用风险投资创业即使失败,也不会背上债务。这样就使得年轻人创业成为可能。几十年来,这种投资方式总的来讲非常成功,硅谷在创造科技公司神话的同时,也创造出另一种神话——投资的神话。虽然风险投资的目的是追求高利润,但这些高利润是它们应得的报酬。我对风险投资家的敬意远远高于对华尔街,因为风险投资对社会有很大的正面影响,而华尔街经常会起负面作用(最近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油价暴涨就是华尔街造成的)。风险投资通常是为创业者雪中送炭,不管创业成功与否,它们都在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更新。而华尔街做的事,常常是将一个口袋里的钱放到另一个口袋里,并从中攫取巨大的财富。bck体育官网手机版在菲奥莉娜执掌惠普的接下来的五年间,菲奥莉娜从一个科技公司变成了一个电器公司。它原本是和GE、IBM以及Sun这样的科技公司竞争,现在它蜕变为和Dell、索尼、佳能和爱普生一类的低利润普通电器公司。在菲奥莉娜的任期中,她个人频频在各种媒体中亮相,(当然,她解释为媒体找她。)但是惠普这个硅谷最有历史的公司正渐渐被人遗忘。它在个人机领域输给了Dell,在数码相机上输给了佳能、尼康和索尼,在打印机上输给了爱普生和佳能,可以说是一败涂地。

bck体育官网手机版奔腾的诞生,使英特尔甩掉了只会做低性能处理器的帽子。由于奔腾处理器的速度已经达到工作站处理器的水平,高端的微机从那时起,开始取代低性能的图形工作站。到今天,即使是最早生产工作站的太阳公司和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公司IBM以及以前从不使用英特尔处理器的苹果公司,都开始在自己的计算机中使用英特尔的或者和英特尔兼容的处理器了。现在,英特尔已经垄断了计算机处理器市场。当一个公司还没有占到市场的50%,并且在高速发展时,它不会涉及到转型的问题。一个非常成功的跨国企业需要转型时,都是在它的发展非常成熟以后,就好比人到了中年。这时,一个公司和一个人一样,改变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当它涉足一个过去它不熟悉的领域,就好比一个已经养尊处优的四十岁的人重新走入课堂去和一群二十岁的年轻人一起从头开始读书,学习起来比没有负担的年轻公司要难得多。更何况,年轻的公司没有退路只有向前进,而成熟的公司总有它传统的业务可以依赖,一旦遇到问题就可能退缩。谷歌研究院院长彼得.诺威格博士说,当一个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以后,就不要再指望在市场占有率上翻番了。这句话在信息工业界广为流传。这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但是常常被一些公司领导者忽视。在互联网泡沫时代,太阳公司占有了觉得部分工作站市场,市值一度超过一千亿美元。但是,它还在盲目扩大试图在工作站和服务器上进一步开拓市场,结果,一旦经济进入低谷,工作站和服务器市场迅速收缩,即使它占到100%的市场份额也无济于事,事实上,太阳公司的市值蒸发了90%多。

高回报的投资一定伴随着高风险,但反过来高风险常常并不能带来高回报。任何一种长期赚大钱的金融投资必须有它内在的动力做保证。股票长期来讲总是呈上涨趋势,因为全世界经济在发展。风险投资也是一样,它内在的推动力就是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由于新的行业会不断取代老的行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专门投资新兴行业和技术的风险投资从长期来讲回报必定高于股市。因此风险投资看上去风险大,但是并不是赌博,它和私募基金都是至今为止收益最高的投资方式(回报率分别在15%和20%上下)。正是鉴于它的高回报,不断有人和单位(Institute)愿意将越来越多的钱放到风险投资基金中去,比如斯坦福大学将其退休基金的很大一部分放到在风投公司KPBC去投资。近三十年来,风投基金越滚越大,从早期的一年几万美元,到2006年的每季度六七十亿美元。由于风投公司不公开财务报告,很难准确了解美国风投的准确规模,但是普遍估计2007年的美国的风投基金规模大约是二三百亿美元。现在,美国自己已经消化不了全部的风投资本了,因此这些年美国大的风投公司也开始在海外投资,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投在了中国和印度(欧洲的风投至今仍然很少)。从财务和税务上讲,风险投资和传统的私募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类似,但是它们的投资对象和方式完全不同。私募的投资对象大多数是拥有大量不动产和很强的现金流(CashFlow)的传统上市企业,这些企业所在的市场被看好,但是这些企业因为管理问题,不能盈利。私募基金收购这些企业,首先让它下市,然后采用换管理层、大量裁员、出售不动产等方式,几年内将它扭亏为盈。这时或者让它再上市,比如高盛收购汉堡王(BurgerKing)后再次上市;或者将它出售,比如Hellman&Friedman基金收购双击广告公司DoubleClick,重组后卖给Google。运作私募基金要求能够准确估价一个问题重重的公司、具有高超的谈判技巧和资金运作本领,但是最关键的是要能摆平劳工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蓝领的工人和工会(因为私募基金一旦收购一个公司,第一件事就是卖掉不良资产和大规模裁员)。从这个角度上讲,私募基金是在和魔鬼打交道,但他们是更厉害的魔鬼。一位世界名牌大学的学生发明了一种手机上的软件,非常有用,他在网上让人免费下载试用,然后在试用期满后向愿意继续使用的用户收一些钱,这样几年他也挣了十来万美元。他想成立一家公司把这个软件做大做好。他找到一家风投,正巧这个风投基金的总合伙人是我的朋友,就拉我一起和这个创业者面谈。我们仔细听了他的介绍并且看了他的软件。投资人承认他是个有能力的年轻人,软件也是个好软件,但是不投资。投资人给他算了一笔账。这种手机上的软件要想推广必须在手机出厂时预装,一般来讲,虽然这种软件的零售价可以高达十美元以上,但是手机厂商出的预装费不会超过一毛钱,假定为八美分。通常一个领域在稳定的竞争期会有三个竞争者,不妨假设这个创业者能跻身于三强并排到老二。在软件业中,一般前三名的市场份额是60%、20%和10%(剩下10%给其它的竞争者),那么在很理想的情况下,这位创业者可以拿到全世界20%的手机市场的预装权。我们不妨假设全世界手机一年销售十亿部,他可以拿到两亿部的预装权,即一年两千万美元的营业额。读者可能会觉得两千万美元是个不小的数目,但实际上在风投眼里却没有多少,在美国一个工程师一年的开销就要二十万美元。世界上有四五个国家近十个主要手机生产厂家,要想拿下这20%的市场需要一家一家谈。手机的软件不像个人计算机的软件,有了漏洞(Bug)在网上发布一个补丁自动就补上了,手机软件出了问题有时要将手机回收,因此手机厂商测试时间很长,拿下一个手机合同一般要18个月的时间,因此这款软件的销售成本是很高的。我们不妨假设这个小公司的纯利润率有15%(已经不低了),那么它一年的利润是二百四十万美元,虽然读者觉得一年挣几百万美元已经不错了,但是因为这个生意不可能成长很快(取决于手机市场的成长),在股市上市盈率(P/E值)平均也就是20倍,那么这个公司的市值最多最多不超过五千万美元。一个价值不超过一亿美元的公司是无法在美国上市的,因此这个公司还没有创办,它无法上市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这位同学失败的原因不在技术上,不在他个人的能力,而是题目没有选好。风投喜欢的是所谓的十亿美元的生意(BillionDollarBusiness)。最后,我做风投的朋友建议这位同学找找天使投资人,因为这样一件事做好了还是有利可图的,也许会有天使投资人喜欢投资。bck体育官网手机版在个人微机时代,组装甚至制造微机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连我本人都攒PC机卖过。因此,二十几年来,出现了无数的微机品牌,小到中关村攒出来的自己贴牌子的兼容机,大到占世界绝大部分市场的所谓品牌机,如戴尔、惠普和联想。虽然这些计算机配置和性能大相庭径,但是它们都使用微软的操作系统和英特尔系列的处理器。从这个角度讲,微机时代的领导者只有两个,软件方面的微软和硬件方面的英特尔。有人甚至把PC机行业称为英特尔/微软体制。

让我们回到1999年,看一看决定惠普命运的两次拆分和并购。1999年时,惠普的产品线分成三个方向:传统的科学仪器,比如万用表示波器;医疗仪器,比如核磁共振;计算机及其外设。我们不妨看一看惠普在这三个领域的前景。硅谷兴起于半导体工业,三十年前,硅谷就是半导体的同义词。但是现在半导体工业在硅谷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世界上很多城市因为一个产业而兴起,比如德国的鲁尔兴起于采煤和炼钢、美国的匹兹堡和底特律分别靠钢铁业和汽车业发达,但是,随着这些工业的饱和和衰落,相应的城市也渐渐衰落了。二十年前,当半导体公司开始离开硅谷时,不少人也怀疑过是否早晚有一天硅谷会步匹兹堡和底特律的后尘,二十年过去了,这种因产业变革带来的地域性衰退并没有在硅谷发生。事实上,没有了半导体,硅谷反而更加繁荣了。二战后,摩托罗拉作为品牌名气越拉越大,人们一说起无线通信就首先会想到摩托罗拉。直到二十年前,摩托罗拉一直垄断这个市场,从对讲机、早期的手机,即大哥大,到九十年代初风靡中国,城市里人手一个,万元户腰里一排的BP机。人们甚至忘了它公司的名称加尔文制造公司,于是,1947年公司干脆改名摩托罗拉,由此可见当年摩托罗拉名头之响。这种事情在大公司里并不少见,几天前,松下公司也把它的名字从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名字Matsushita改为了品牌的名字Panasonic。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我通常把科技进步和新的商业模式分成进化(Evolution)和革命(Revolution)两种,虽然它们的英文单词只差一个字母,意义可差远了。创业必须要有革命性的技术或者革命性的商业模式。

从MCI和Sprint带来的销售额增长几乎是一次性的。华尔街在预测朗讯盈利时,已经把这笔收入计算进去了。朗讯的股票要继续增长,它的销售额和利润就必须不断超过华尔街的预期。(注:一般来讲,一个公司当前的股价,已经反映了当前和几年后的盈利能力。如果想让股价快速增长,公司的盈利就必须高于大家的预期)朗讯其实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为了能支撑得住一个高股价,朗讯走了一步后来被证明是败笔的险棋。在互联网泡沫时代,有无数的中小公司在兴起、大公司在膨胀,朗讯决定“促销”它的电信设备。具体做法是由朗讯借钱给各公司来买朗讯的设备。只要设备运出朗讯,它就在每季度财务报表中,计入销售额。如果仔细读它的财报,人们可以发现朗讯总有一笔很大的"应收款项",这笔钱其实从未进到朗讯公司。到了两千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借钱买设备的公司统统倒闭,朗讯的这笔"应收款项"一下子变成了净亏损。2001年,朗讯公司不得不关闭贝尔实验室的几乎全部研究部门。只是象征性的留下了一两个实验室,以保住贝尔实验室这块招牌。这次裁员,使得世界上很多一流的科学家失业。朗讯由苟延残喘了几年终于被法国的阿尔卡特并购。并购时的市值还不到1996年上市时的水平,只有它自己峰值时的二十分之一。今天,贝尔实验室的牌子还在,只是联系地址已经到了法国。斯坦福大学远离联邦政府,从政府得到的经费相对比东部的名校少,这也不足为奇。但是,斯坦福大学守着硅谷,从工业界拿的钱比任何一个同样规模的东部大学不知多多少倍。从公司拿钱一般来讲强度不会有政府那么大,而且还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有些公司支持的研究项目甚至无法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所以美国东部名校的很多资金充足的教授不屑于和工业界打交道。原苹果公司CEO斯库利(就是那位把乔布斯从苹果赶走的CEO)在失败地离开苹果后,写了一本书《奥德赛:从百事可乐到苹果》,总结了他在苹果的经验教训。在书中,他不经意地发表了许多关于商业竞争的观点。虽然公司的竞争和自然界的竞争大不相同,斯库利却用自然界的竞争来比喻商业的竞争,使得不熟悉商业的人更容易理解它。虽然我不太同意他将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等同起来,但是非常赞同他的一个观点,我就把它进一步扩展成70-20-10律。英特尔经过十年努力终于打赢了对精简指令集的处理器之战。需要强调的是,英特尔不是靠技术,而是靠市场打赢的此战。英特尔的表现在很多地方很值得圈点。首先,英特尔坚持自己系列产品的兼容性,即保证以往的软件程序肯定能在新的处理器上运行。这样时间一长,用户便积累了很多在英特尔处理器上运行的软件。每次处理器升级,用户原来的软件都能使,非常方便。因此大家就不愿意轻易更换其它厂家的处理器,即使那些处理器更快。而其它处理器生产厂家这点做的都没有英特尔好,它们常常每过几年就重起炉灶,害得用户以前很多软件不能用了,必须花钱买新的。时间一长,用户就换烦了。第二,英特尔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大强度投入研发,让业界普遍看衰的复杂指令集处理器一代代更新。在九十年代初,英特尔的x86系列和精简指令集的处理器相比在实数运算上要略逊一筹。但是,英特尔十几年来坚持不懈地努力,后来居上,而其它厂商因为各自市场不够大,每一个单独的处理器芯片的投入远远不如英特尔,因此反倒落在了后面。与其说英特尔战胜其它厂商,不如说它把竞争对手熬死了。第三,英特尔并没有拒绝新技术,它也曾经研制出两个不错的精简指令的处理器,只是看到它们前途不好时,立即停掉了它们。第四,英特尔运气很好,在精简指令处理器阵营中,群龙无首。这一战,看似英特尔单挑诸多处理器领域的老大。但是,这几家做精简指令处理器的公司因为彼此在工作站方面是竞争对手,自然不会用对手的产品,而且各自为战,互相拆台打价格战,最后,太阳公司和IBM倒是把其他几家工作站公司全收拾了,但自己也无力和英特尔竞争了,现在这两家自己也用上了英特尔的芯片。本来,摩托罗拉最有可能一统精简指令处理器的天下和英特尔分庭抗礼,因为它本身不做工作站,而各个工作站厂商原本都是用它的68000系列处理器,但是摩托罗拉自己不争气。原因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在VoIP和网络上影视传输设备领域,思科最有可能成为这个市场的领头羊,这样它就可以在互联网浪潮之后,再次搭上宽带通信革命的浪潮。往更长远看,思科如果能走IBM的道路,即不断淘汰它利润低的低端产品,将市场主动让给华为等“中国制造”的公司,保守地开拓新领域的成长点,就有可能做到长盛不衰。否则,如果它一意固守现有的市场,则很难摆脱诺威格定理的宿命,将成为下一个朗讯。在斯坦福大学这类的例子非常多。大学对教授办公司非常理解和支持。只要一个教授能完成教学任务,并且发表足够多像样的论文,斯坦福并不限制它的教授到外面的公司兼职,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全时离开学校创办公司或者在公司里担任要职。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轩尼诗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八十年代他在发明了精简指令集(RISC)的处理器MIPS后,便合伙创办了MIPS公司。在以后的多年里,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办公司上,而不是在斯坦福的教课和搞研究。几年后,MIPS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来又卖给了它最大的客户SGI公司。轩尼诗本人才从工业界抽身出来,回到斯坦福担任了工学院院长。经过在工业界的一番闯荡,轩尼诗成为了难得的管理人才。几年后,他开始担任斯坦福的校长直到今天。现在,轩尼诗仍然是Google、思科和另一家上市公司Atheros的董事。bck体育官网手机版惠普虽然是一个大公司,但是它从来没有领导过哪次技术浪潮。因此,它开创出一个新行业的可能性不大。(它不同于苹果,后者从来就有创新的基因,因此可以完成从微机到iPod再到iPhone的过渡。前者则很难转型。)它是当年以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为核心时代的硅谷的代表,而今天的硅谷,半导体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惠普已经不能代表今天硅谷的潮流了,这也是我在开始时讲惠普是黯淡了的巨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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